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自2017年以来,数字经济7年6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稳增长的关键动能。数字经济企业指从事数字经济相关活动,以数字化手段增加产出、提升效率的企业,企业增加值或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数字经济相关活动。
《2022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报告》是国内首个以“数字经济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报告。该报告依据《数字经济企业评价标准》,从1.7万家企业中截取前500家数字经济企业(以下简称TOP500)作为研究样本,总结规律,预判趋势,并提出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建议。
1. “国大民新”特征明显
在数字经济企业TOP500榜单中,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为46.6%,民营企业数量占比为52.8%,国企、民企各占半壁江山,成为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两大支柱。
国有企业在营收、市值、利润等方面更“大”。营收方面,233家国有企业共实现营收44.4万亿元,是民企的3倍,占全部500家企业总营收的75.2%。营收超过万亿元的7家企业中有6家国有企业;128家千亿元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超七成。市值方面,国有企业市值总和为52.7万亿元,占全部500家企业市值总和的59.1%。利润方面,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速达16.9%,高于民企14个百分点,成为拉动利润增长的核心力量。
民营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更“高”。研发费用方面,民营企业总研发费用约为7126亿元,占全部500家企业总研发费用的55.3%;平均研发费用增速24.4%,高于国企研发投入增速1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方面,民营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6.5%,高于TOP500平均研发投入强度3.6个百分点,是国企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的3.7倍;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9家是民营企业。
2. 上市企业“量质双优”亮点突出
上市企业在TOP500企业总量中占比超八成。近年来,数字经济企业积极对接资本市场,通过上市融资做大做强。在数字经济企业TOP500榜单中,共有427家上市企业,企业数量占比约85.4%,涵盖了半导体集成电路、互联网、软件、消费电子、电信、大数据、人工智能、汽车、金融等多个细分行业。
上市企业规模与效率双领先。营收规模方面,上市企业共实现营收超39万亿元,占全部500家企业总营收的65.3%。质量效率方面,427家上市企业平均成本利润率和平均成本净利润率分别为13.9%、11.5%,均高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平均值约6个百分点;平均收入利润率和平均收入净利润率分别为12.3%、10.2%,均高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平均值5个百分点。
3. 区域分布“梯次发展”格局显著
地区分布呈“东部领跑、中西部崛起、东北跟进”特点。东部企业数量超八成。东部地区综合实力强劲,在入围企业数量、企业规模、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上榜企业数量最多,达到418家,占TOP500榜单企业数量的比例达83.6%。中西部地区借政策东风快速跟进。
近年来,中西部积极利用数字经济跨越地理限制,不断强化招商力度,积极寻找优势领域推动数字经济变道超车,在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新型显示等领域引进了一批数字经济企业落户。中部六省共有41家企业上榜,占比8.2%;西部地区共有31家,占比6.2%。东北地区抢抓机遇奋力跟进。东北地区TOP500企业数量相对较少,约占全国的2%,与东部甚至中部、西部等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随着东北振兴步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造均大有可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全面振兴指日可待。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五大城市群企业集聚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以及成渝五大城市群发挥高端要素集聚和综合服务优势,是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在数字经济企业TOP500榜单中,有156个位于京津冀城市群,有101个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有90个位于粤港澳城市群,有24个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有11个位于成渝城市群,五大城市群上榜企业数量占比达76.4%。
省域分布呈现“北京遥遥领先、江浙沪粤名列前茅、其余省份奋力追赶”态势。北京企业数量高居第一,位于第一梯队。北京优势资源集聚,人工智能、区块链、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产业规模均居全国之首,共有143家企业上榜数字经济企业TOP500,比第二名多50余家。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山东紧随其后,位于第二梯队,其TOP500企业数量在10〜100家,广东以91家数量领跑第二梯队。其他省份数字经济企业TOP500上榜企业数量均小于10家(如图1所示)。
城市分布呈“一城领跑、六城并跑、多地跟跑”格局。北京位于第一梯队。北京在数字创新要素与数字融合应用方面遥遥领先,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40%,位列全国第一,企业竞争力优势明显。上海、深圳、杭州、广州、苏州、武汉,位于第二梯队。上海、深圳两地数字技术创新要素储备丰富,数字消费、贸易需求多元旺盛,分别有64家、58家企业上榜。杭州、广州、苏州、武汉四城分别在互联网、数实融合、先进制造、光电子信息等细分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集聚一批各具特色的国内行业龙头企业,上榜企业数量在10〜30家。其余城市位于第三梯队,企业上榜数量均为个位数,与第一、第二梯队拉开明显差距(如图2所示)。
4. 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优势明显
研发创新动能强劲。企业平均研发费用增速为23.8%,超过全国研发费用增速约9.6个百分点,超过中国500强企业约13个百分点;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2.9%,高于全国研发投入强度约0.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企业TOP500榜单中,共有56家企业荣获我国专精特新企业称号,平均研发投入增速约为23.4%,平均研发投入强度约为4.1%,高于TOP500榜单企业平均水平。
创新成果积蓄有力。企业共拥有专利总数127万余件,其中约81万件发明专利,约占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22.5%。发明专利平均增速约为16.6%,较上一年增速增加约1个百分点,超中国500强企业发明专利增速约3个百分点。
5. 盈利水平和能力表现亮眼
企业营收及利润增速显著提升。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约60万亿元,平均营业收入增速约为15.2%,高于中国500强企业1个百分点。资产总额为314.6万亿元,增速8.8%;平均利润总额增速约14.1%,平均净利润增速为16%。
企业利润率保持较高水平。企业平均成本利润率和平均成本净利润率分别为11.6%、9.5%,均高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平均值约4个百分点;平均收入利润率和平均收入净利润率分别为10.3%、8.6%,均高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平均值约3个百分点。
产业数字化企业利润率和权益乘数均为最高。利润方面,产业数字化企业平均成本利润率、平均收入利润率、平均成本净利润率、平均收入净利润率分别约为12%、9.8%、10.8%、8.8%,超过数字产业化企业相应指标约2%、2%、3%、2%。资产方面,产业数字化企业权益乘数约为7,是数字产业化企业权益乘数的3倍多,相较于数字技术应用型等轻资产行业,经营周期长的传统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
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据要素价值化应用快速推广,数字产业化企业和产业数字化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总体上看,主要有数字产品迭代驱动、数字技术变革驱动、数据要素价值驱动、数实融合赋能驱动四种典型发展模式。
1. 数字产品迭代驱动模式:数字产品制造型企业不断推动产品迭代,提高竞争力
123家数字产品制造型企业平均营收349.9亿元,平均市值746.7亿元,其中,8家企业营收超千亿元,17家企业市值超千亿元。企业充分把握5G、人工智能、物联网、超高清视频等技术快速发展机遇,推动原有产品工艺不断推陈出新、产品类型不断丰富,5G智能终端、智能可穿戴设备、高清显示等领域多个新产品市场占有率快速增长,数字产品制造业成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稳定器”。
一是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营收、利润实现双增长,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在促进信息消费、提振内需、支撑数字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是企业技术和资金密集,创新活力不断迸发。高创新性、高更新频率是数字产品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数字产品制造型企业持续重视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其研发投入强度在数字经济TOP500企业中最高。华为、小米、京东方、联想集团等企业在超高清视频、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技术创新密集涌现,带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多个行业发展。
三是企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辐射。数字产品制造型企业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上海三地在该领域的企业数量共71家,占上榜数字产品制造型企业总数的57.7%。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逐渐提高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逐渐完善,大型电子信息制造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部分产能的趋势逐渐明显,并迅速形成庞大生产规模。重庆、成都、郑州等中西部城市借助产业转移成为电子信息产业高地,成为全球重要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生产基地。
2. 数字技术变革驱动模式:数字技术应用型企业加速推动数字技术变革,赋能新兴业务高速发展
80家数字技术应用型企业平均营收374.5亿元,平均市值778.6亿元,其中5家企业营收超千亿元,8家企业市值超千亿元。数字技术应用型企业主要由基础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软件企业构成。基础电信运营商大力推动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业务布局,互联网企业注重底层技术创新与布局,软件企业技术、产品和服务一体化协同趋势日趋明显。
一是基础电信运营商结合基础通信业务,向行业解决方案延伸拓展新业务。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为代表的基础电信运营商作为数字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具有网络、数据、技术等天然基因,在云网融合新基建、数实融合进程中扮演着参与者、推动者的重要角色。
数字产业化方面,基础电信运营商积极发展IPTV、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业务,2022年前11个月,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共完成业务收入2811亿元,同比增长32.6%,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124.8%和60.5%。
产业数字化方面,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断提升5G +云+ AI等优势能力,打造一批行业解决方案,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2022年,中国移动拓展超过1.6万个5G商用案例,中国电信5G行业应用项目近9000个,中国联通累计打造1.2万个5G规模化应用项目。
二是互联网企业聚焦底层架构和技术创新,为用户提供底层支持与专业技术服务。互联网应用对基础服务不断提出新需求,推动互联网企业加速底层技术的演进。百度、阿里云、三六零等互联网企业尤为注重底层技术创新,通过容器、DevOps、微服务、可观测性等云原生技术,面向行业客户提供弹性、敏捷、智能的云原生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带动企业全面提升业务创新效率和质量。
自OpenAI推出ChatGPT以来,百度、阿里云、三六零等TOP500互联网企业积极入局AI大模型赛道,先后发布文心一言、通义听悟、360智脑——视觉大模型等行业大模型,助力行业客户方便、快捷地调用、整合与自身行业更为匹配的行业大模型的底层能力,进而开发出自身的前端具体应用。
三是软件企业基于软件开发能力打造“软件+服务”,从单一的产品模式走向平台化的云服务模式。80家数字技术应用型企业中,软件企业占据58个席位,成为引领数字技术应用行业的主力军。
宝信软件、神州数码、用友网络、中科曙光、广联达、金山办公、中软国际等软件企业的服务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软件产品开发、部署、运行和服务模式正在转向云计算和移动应用为代表的新模式。
软件技术、产品和服务一体化协同趋势日趋明显,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等基于平台的服务模式日趋成熟,移动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数字电视等综合平台不断涌现,基于产品、信息、客户的资源整合平台及其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产业核心竞争力。
3. 数据要素价值驱动模式:数据要素驱动型企业探索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35家数据要素驱动型企业平均营收1216.8亿元,平均市值3611.1亿元,其中,9家企业营收超千亿元,13家企业市值超千亿元(5家企业市值过万亿元)。腾讯、阿里、京东等消费领域平台企业积极探索跨云数据共享、数据流动、统一数据管理,富士康、找钢网等生产领域平台企业积极探索实践工业互联网等发展模式,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一是数据集约共享,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提升。数据是平台发展的核心资源要素,平台经济企业连接供应方和需求方,通过平台集聚大量买卖双方用户群,积累大量有关需求方特点与供给方能力的鲜活数据,形成可动态调整的资源数据库。腾讯、抖音、京东、美团、拼多多等典型平台企业已经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和消费行为数据,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
腾讯作为我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平台,以社交平台流量为基础,培育出庞大数据生态,数据平台部实时计算团队每天需要处理超过17万亿条数据,其中每秒接入的数据峰值达到2.1亿条,每天3PB的数据量。
此外,平台经济企业由于经营不受时间、空间、自然资源等条件限制,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内容平台通过先进的推荐算法与数据积累,可以高度个性化地为用户提供内容,同时还具有强大的社交功能,创造了强大的网络效应,用户基数不断壮大。
二是平台类型日益丰富,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平台经济类型丰富、发展迅速,平台企业涵盖人们的生活、消费、娱乐各个领域,如以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企业,以腾讯、抖音、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企业,以菜鸟网络为代表的物流平台企业,以工业富联、找钢网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以美团打车、高德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出行平台企业。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平台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推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线上购物、网络金融、外卖配送、网约车、社交网络、互联网医疗、网上咨询等新业态快速普及,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新模式迅速崛起,为数字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为稳增长、促消费、扩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数据价值凸显,“数据+平台”应用模式不断深化。在以数据为核心的平台经济下,数据已成为企业重要资产,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等平台企业通过跨多云打造数据共享平台、大数据平台、高效数据管理平台,构建以数据为核心的业务架构,从而释放数据价值,提高企业服务能力和业务敏捷性,优化用户体验,为业务创新和转型升级赋能。
阿里巴巴通过“数据+平台”迅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优势资源,在原有产业基础上跨越不同行业壁垒,利用数据中台的数据集中管理、自动化处理等功能,提高数据管理效率,为企业决策和业务运营提供支持的同时,帮助企业开发更多数据应用和服务,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
四是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生产活动将成为新的应用场景。排在前十的企业中,包含腾讯、阿里巴巴、抖音、京东、美团5家消费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更多依靠资本市场融资获取流量,依靠流量变现获取盈利。
随着流量红利见顶,特别是随着用户转化率的持续下降,产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潜力正逐步释放,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迈向新发展阶段带来新动能。以腾讯、阿里巴巴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巨头纷纷调整升级组织架构,强化to B业务,以投资收购、参股合作等方式深度参与为实体零售赋能,通过对产业发展和企业运营的数字化改造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进而获取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大厂纷纷深度布局工业互联网领域,通过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新应用场景,促进现有产能的共享、整合和升级,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2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中,腾讯、京东、阿里的平台均有入选。
4. 数实融合赋能驱动模式:数字化效率提升型企业通过数实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迈入新阶段
262家数字化效率提升型企业平均营收1871.2亿元,平均市值2328.5亿元,113家企业营收超千亿元(其中7家企业营收过万亿元),136家企业市值超千亿元(其中11家企业市值过万亿元)。
数字化效率提升型企业主要指数字化转型效果明显的传统企业,涵盖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领域的企业。数字化效率提升型企业通过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等环节的数实融合,提质增效、节本降耗作用凸显。
一是数字化研发,聚焦设计分析工具的集成和协同应用。产品研发与设计环节具有较高行业壁垒,主要面向高端装备行业提供专业的仿真技术咨询与服务、产品优化设计及专用仿真软件定制开发服务。高端装备领域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汽车、轨道、船舶等领域,不乏航空工业、航天科技、中国一汽、中国中车、中国船舶、中航沈飞等行业龙头企业。
这些企业在机械加工、表面喷涂、组件焊接、整机装调等工艺中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产品研发领域数字化应用成果突出,包括产品设计、多学科仿真、结构化工艺等,MBSE(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应用也取得初步效果,实现三维模型在设计、工艺、制造环节全贯穿,全面提升工艺设计效率、质量和可操作性。
二是智能化生产,打通生产全流程数据通道和集成管控。智能化生产主要集中应用在工程机械、电子、石化等自动化水平较高,产品更注重质量、节能和环保的行业。徐工机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立讯精密、山东能源、石化油服等龙头企业率先突围,在智能生产管理、生产环境监测、智能流程管理等领域建设了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打造了一批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一方面,凭借感知设备、生产装置、控制系统与管理系统等广泛互联,实现工业现场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管控。
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决策优化开展生产智能管控和智慧运营决策,实现生产环节对市场信息的智能反馈。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已建成2100多个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2%,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提升22%,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9%。
三是网络化协同,推动产业资源配置与全局优化。以航天科工、中航沈飞、中航西飞为代表的航空航天企业以工业互联网的网络化协同为切入点,持续提升协同制造、协同供应、协同设计、云制造能力,助力企业抢占数字化高地。
航天科工在集团内部打造了协同共享制造平台,构建了“多学科、跨专业”协同工作环境,有力支撑所有内外部协作配套业务及产品全生命周期业务在线开展,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中航沈飞、中航西飞通过建立网络化协同制造平台,汇聚设计、制造、试飞、运维等各环节供应商、服务商和研发人员,推动供应链企业和合作伙伴共享客户、订单、设计、生产、经营等各类信息资源,提高产业组织柔性和灵活性,加速推动产能共享等新业态涌现。
四是个性化定制,实现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敏捷响应和快速交付。目前,消费方式正逐步由标准化、单调统一向定制化、个性化、差异化转变。家电、家具、服装等行业企业纷纷以低成本、大批量、高质量的用户需求与生产制造高效协同为路径,开展云制造、智能排产、柔性制造、定制生产等应用,实现按需定制、体验式消费新模式。
海尔、格力、美的等家电企业积极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柔性化生产能力,增强用户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参与度,以大批量规模化生产的低成本,实现多品种、变批量和短交期的个性化订单生产和交付。服装行业积极落地多种成衣在线定制,家具行业大力推广全屋家居客户定制,汽车行业加速探索乘用车用户直连制造。
五是服务化延伸,从销售产品拓展到优化服务。随着客户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制造企业不再仅仅设计、生产与交付,而是需要满足客户更加复杂多元的需求。
海尔、三一重工、徐工机械等企业基于平台创新经营模式,通过对智能产品装备的远程互联和数据分析,助力企业从简单加工组装、单纯出售产品向“制造+服务”“产品+服务”转变,形成产品追溯、在线监测、远程运维、预测性维护、设备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服务模式,并通过现代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互联网金融等产业链增值服务,加速无形资产和智力资本转化,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六是精益化管理,打造数据驱动、敏捷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企业数字化管理运营方面的应用场景主要面向食品、医药、服装等产品日益丰富、客户群体数量庞大的行业,包含财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应链管理优化等细分场景。
国药集团、上海医药、农夫山泉等企业纷纷通过打造数据驱动、敏捷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打通内部各管理环节,普及可视化管理模式,开展动态市场响应、资源配置优化、智能战略决策,助力企业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市场细分、精准营销等,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用户体验,有效解决市场销售压力大、资金周转困难与库存管理难度大等困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1. 提升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数字化引领能力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方面,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建设纳入国有企业考核体系。优化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考核评估体系,突出效益导向和创新能力,开展国有企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并纳入考核,推动国有企业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投入并纳入考核。
另一方面,开展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监测。根据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新形势,完善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的标准与规范,探索研究发布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指数,鼓励大型国企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数字化转型标准,并对分支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开展动态监测。
2. 建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间数字经济企业对接交流机制
深入落实国家统一大市场战略,推进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合作交流,推动东部地区电子信息制造业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推动东部地区在中西部、东北地区“拿市场”的同时“落业务”。
一是建立东中西数字经济动态合作交流机制。举办数字经济企业合作交流全国行活动,推广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经验,推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开展合作交流,鼓励东部地区梳理本地区数字经济企业产业转移、产业扩张清单,为中西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企业发展“传经送宝”。
二是灵活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展数字经济企业招商。鼓励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企业采用设立子公司方式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开展业务,为中西部、东北地区提供数字经济就业岗位,促进中西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中西部、东北地区要做好本地数字经济市场开放和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环境优化工作。
3. 对数据要素驱动型企业秉持促进发展与监管规范并行
随着数据要素驱动型企业发展模式越发多元化,消费互联网增速放缓、趋于饱和,企业发展面临流量红利见顶、潜在垄断、数据安全等问题,亟须拓展新的流量入口和业务增长点,同时加强平台治理与监管,优化平台发展环境。
数字要素驱动型企业要顺应产业数字化潮流,充分发挥在平台、人才、技术、布局上的优势,以融合应用为抓手,加快向生产领域拓展,打造“平台—场景—生态”产业模式,培育更多平台型企业和根植性产业生态。
如电商平台为实体企业打通销售渠道,云平台解决实体企业经营中的难点、痛点等,拓展产业互联网新蓝海。与此同时,大型平台要不断加强自我治理,从治理机构、决策机制,以及公众监督方面完善商业模式,建立平台企业、商户、消费者共同参与的规则制定平台共治模式,在拉动就业、科技普惠、数字化公益、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方面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4. 支持数字化效率提升型企业“大手拉小手”,共同打造竞争优势
数字化效率提升型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考虑企业规模大小、现阶段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创新实力和人才团队等多种因素,结合企业数字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制定清晰的数字化战略。
鼓励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效益倍增作用,培育一批成熟的数字化技术标准和行业系统解决方案,建设一批技术水平高、示范作用显著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和灯塔工厂。
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开展“链式”转型,鼓励“链主”企业通过搭建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产业链合作、创投提供资金支持、供应链智能化转型赋能等方式,将产品能力、服务能力、设计能力等输出给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深入推进“数字化车间”改造,积极嵌入“聚能工厂”生态圈和“链主工厂”配套链,剥离设计、销售、服务等环节,实施企业整体的“车间化”转型。
5. 开展数字经济发展调查研究与评估工作
定期开展数字经济发展调查研究与评估工作,总结数字经济企业发展优秀经验和模式,打造一批典型模式、典型企业和典型场景。
一是做好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水平监测。研究制定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指数,及时掌握数字经济发展波动情况,建立数字经济企业发展风险预警机制。
二是推广数字经济企业发展典型经验和模式。定期开展数字经济企业发展调查研究工作,不断总结提炼数字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专业论坛、供需对接会、现场会等形式,向全社会推广一批有代表性、有规模化推广潜力的发展模式和示范企业,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全面提升数字经济企业发展水平,让更多企业从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实践中归纳出转型的可行路径,增强企业实践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和动力。
(本次评价数据主要以2021年年度数据作为测算基准。)